方言多样性与经济活力——浙江经济的文化解读

“江浙”“苏杭”已成连袂的概念，均是中国经济极具活力的地区。但“江浙”是一个笼统概念，若加以细分，江苏的地理环境相对优越，环太湖形成的太湖平原一马平川，水道如织，是富庶的江南渔米之乡，宋代已有“苏湖熟，天下足”的美誉。比较而言，浙江的地理环境则要逊色得多，除与江苏相连的浙北平原外，境内70％是山地和丘陵，地形零碎、分割，被民间谚语称为“七山一水二分田”。从历史来看，江苏主要属春秋时吴国地域，浙江则是越国范围，因二者后来都统一于楚，统称“吴越之地”。

但实际上，江、浙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这种差异既体现于地理环境，亦可追溯到吴、越的地域和人文差异。但今天两者有一点是共同的——均是中国经济领先和极具活力的地区。江苏GDP全国第二，浙江GDP全国第四。江苏人均GDP全国第一，浙江人均GDP全国第二。二者可谓旗鼓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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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得天时、地利之厚，成为中国经济领先和极具活力地区尚不难理解。问题是，为何地理条件较差且堪称“穷窘”的浙江却与江苏不相上下，仍成为中国经济领先和极具活力的省份？这是一个颇具内涵并值得探讨的问题。

关于浙江，有件事一直让我费解。浙江是经济极具活力的地区，浙商不但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浙江人均收入在全国排名居前，同时浙江又是方言保留最多、最复杂的地区。以极具开拓性和经济活力的温州为例，其方言就多达12种之多，且12种方言之间大多难以沟通。我有一学生是浙江南溪人，他当着我们的面用家乡话打电话，我们一句都听不懂，如同一门外语。让我纳闷的是，他竟来自于经济发达地区。

浙江保留如此之多方言的原因众说纷纭，无统一认识，但有一点却着实让人稀奇，如此众多的方言并未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桎梏与束缚，恰好相反，一个方言如此众多、如此复杂的省份，却成为中国经济极具活力的地区。

语言包括方言，通常被认为只是交际工具和媒界。按这一逻辑，一个语言或方言多样化的地方，人际交往必定会受到影响和制约从而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但在浙江，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一个方言如此繁多、复杂的地方，却恰恰成为经济领先和极具活力的地区。这似乎是一个不合常识的悖论。

不合常识的现象往往蕴含一些新的尚未被充分认识的内涵。美国学者科恩在《科学的革命》中发现，科学史上一些影响人类命运的重大突破，无不始于有人对被视作天经地仪、理所当然从而熟视无睹的“常识”产生了怀疑和挑战，并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证明其怀疑的正确性，从而开辟出人类认识上的一片新天地，如“日心说”对“地心说”的颠覆与否定等。那么，把语言或方言仅仅视为交际工具的传统认识，是否同样存在偏颇和局限？该问题颇值得作一讨论。

构成文化的核心要素通常有两个，一个是信仰，一个是语言。信仰决定价值观，语言则承载文化的信息，既是文化载体，也是文化的具体体现。方言是语言的支脉，属于亚文化，其形成与历史、地域环境、社会传统及人群组织状况密切相关。方言尽管是语言派生的支脉，但一种方言若由来已久且已达到让周围非该方言区的人群听不懂的程度，那么，该方言某种程度实已具有语言的功能——它不仅成为该方言所属地方社会与文化的一个边界，也承载了该地方社会及文化的所有信息。

中国有七大方言区，使用最广泛、覆盖范围最大的是北方方言，即我们所说“官话”（或称“官方言”），大体包括整个北方地域以及西北、西南和江淮地区。除此而外，长江以南则有吴语、湘语、赣语、客家语、闽语和粤语6个方言区。浙江属于吴语区。吴语既是南方使用人数最多的方言，也是次方言异常发达的方言区，其中尤以浙江最为典型。浙江除北部太湖片的方言差异相对较小外，浙江南部的金华、台州、温州、丽水、衢州等地均是次方言极发达的地区，因方言支系复杂，语言学家们只能笼统地划出台州片、金衢片、上丽片、处州片、瓯江片、宣州片等次方言区，但在这些片里面还包括若干小片，方言存在诸多差异。2015年，中国启动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浙江因方言多且杂，成为全国四个试点省市之一，确定了88个方言点，也意味着浙江有88种方言。除此之外，浙江还有一些使用群体极小的濒危方言，如宁波慈溪市的“燕话”，衢州江山市的“廿八都正字”、丽水景宁县的“畲话”，杭州“留下闽南话”、建德“九姓渔民方言”等等。真可谓“十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浙江方言的复杂多样，由此可窥见一斑。

造成浙江方言及次方言如此复杂与多样的原因，我们姑且不论。但有意思且耐人寻味的是，这样一个方言及次方言异常复杂多样的地区，却成为经济遥遥领先并极具活力的地区。难道复杂多样的方言或次方言，丝毫不对人们的经济活动构成障碍？要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来看一看今日浙江各地的产业：

杭州地区：电子商务，动漫，茶叶，丝绸，服装。

金华地区：永康：五金之乡；磐安：中药材集散基地；义乌：中国甚至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产业突出特点：小商品、五金、中药材。

宁波地区：余姚：灯具；宁海：皮革、文具、模具；象山：船舶修造和交易；慈溪：小家电、古旧家具集散地。产业突出特点：灯具、文具、模具。

台州地区：临海：休闲用品礼品基地、眼镜；台州市区：制冷配件、家用电器、塑料日用品、缝纫机、轴承；玉环：压力锅、汽车零部件；温岭：水泵；仙居：工艺品、制药。产业突出特点：家电，塑料制品，缝纫机，汽车、摩托车，眼镜，工艺品。

丽水地区：庆元：香菇；龙泉：宝剑、瓷器；云和：木制玩具。

舟山地区：海产品；船舶。

衢州地区：衢州市区：矿山机械制造、化工产品；江山：羽毛球、建材。

温州地区：温州市区：灯具、服装、打火机、剃须刀、鞋子；乐清：服装、电子元器件、模具；苍南：笔记本、文具盒；永嘉：拉链、纽扣。

嘉兴地区：桐乡：家纺布艺、蚕丝被、皮鞋、羊毛衫；海宁：轻纺、皮革；平湖：服装。

绍兴地区：绍兴市区：轻纺；上虞：雨伞；诸暨：袜业、五金、弹簧、衬衫、珍珠；嵊州：厨具、领带。

湖州地区：丝绸、童装、地板；长兴：蓄电池。

考察浙江的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我们不难发现：与方言多样性相同，浙江的产业同样呈现了极大的多样性。也就是说，就多样性而言，浙江有两点是最突出的：一是方言的多样性，二是产业布局与产业结构的多样性。那么，一个很有趣且内涵丰富的问题是，两种多样性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

很显然，今日浙江各地所形成的彼此之间错落有致、互不冲突、各具特色并极具多样性的产业布局和选择，非出于政府主导和精心设计，亦非短时间一蹴而就，而是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浙江人不断瞄准中国乃至世界市场，凭借实干、敏锐与灵活，经历无数挫折、失败和血的教训，不断根据市场供求及特点修正、调整形成的，是浙江人主观能动性同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密切互动、长期磨合的结果。过去，我对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上帝之手”有一个误解，认为市场经济就是“上帝之手”自然而然巧妙地安排一切，一切都水到渠成、自然天成，人们只须听从市场，一切交由市场决定，即万事大吉。其实，这是一个严重误解，决定市场经济的“上帝之手”，其实是人。人对于市场需求、走向的判断，对产业和产品的选择，均须随时依市场变化进行调节、修正和灵活应对。所以，市场经济对人的创造力、判断力和想象力提供了更大空间，也提出更高要求和考验，因而也更能激发人的主观能动性和潜能。浙江民营企业家能在改革开放40年中创造经济奇迹，正是以其勤劳、不怕吃苦、善于动脑筋、坚韧执着又不失灵活等特点，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不断探索和实践，成功地应对和适应市场，最终形成切合自身特点并在行业领域独占鳌头的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

有一个现象常为我们所忽视，即经济与文化之间往往存在密切的内在关联。经济活动是人的行为，人皆有文化属性，人的行为不可能不受其文化属性的支配。如浙江经济的特色是小、快、灵，而灵活、快捷恰是浙江人的特点。浙江人的灵活、快捷显然与其方言次方言的多样复杂有密切内在关联。现代科学的研究已确凿证明，人的语言能力与大脑的开发及其智力水平密切相关。而方言及次方言发达地区的人，除自己使用的次方言外，通常还要掌握两种方言，一是次方言之上的主方言，这是他跨越次方言区域与人交往所必须；二是他必须掌握以北方官话为基础的普通话，这是他同更大范围即全国各地的人进行沟通交流的基础。所以，生活于次方言地区的人，不仅需要灵活掌握多种方言，且随时随地需要依据交往对象、场合在方言之间进行切换，故其语言及应变能力往往强于仅使用单一语言或方言的人。因此，语言能力强，可以提升大脑的应变和灵活度。曾读到过一个材料，说上年纪的人预防老年痴呆的方法是学习一种非母语。可见语言同人的大脑之间确有密切关联。从此意义上说，浙江人普遍的敏捷、灵活与精细，应与方言和次方言的多样复杂存在密切关联。

浙江属古越之地，古代越人是一个极富多样性的人群系统，史称“百越”。 “百越”大致有两个内涵：一是人群支系众多而复杂；二是语言与方言极具多样性，佶屈聱口，被古代中原人称为“南蛮駃舌”。到三国时代，史籍仍记“扬、越蛮夷多”。到南宋“衣冠南渡”即中原官僚士大夫大规模南迁江南，又为其注入了大量华夏文明因素。在科举取士的国家制度下，浙江人的灵活、敏捷遂与科举制度下的读书传统日渐结合，造成宋、元、明、清时期当地人才辈出以及20世纪众多名人出自浙江的情形。其实，语言能力与读书均是开人心智之途径。以绍兴（古称会稽）为例，方圆几公里范围内即产生了影响20世纪影响中国社会的诸多名人如周恩来、蔡元培、鲁迅等，这应与读书传统的盛行和方言多样性均有密切关系。

可以说，浙江经济的活力，很大程度正源于产业布局与结构的多样性。当然，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力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往往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严格说，浙江并非上帝的“宠儿”。“七山一水二分田”即人多地少、资源匮乏所磨砺出的浙江人的勤劳，不怕吃苦，善于动脑筋，坚韧顽强，开放的意识和眼光，敢于先行先试的胆识等等，这些均促使浙江人善于化劣势为优势，并赋予浙江经济以强劲动力。浙江经济起飞始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从很大程度上说，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是变幻莫测、难以捉摸的，因此，适应市场经济的精髓在于灵活应变。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发轫之地与典范，浙江经济的最大特点是小、快、灵及和之相对应的产业多样性。而决定这一特点的，正是浙江人特有的敏捷、灵活和出色的应变和适应能力。浙江人之所以具有灵活敏捷及出色的应变、适应能力，显然与地域文化分不开，尤其是同浙江方言的复杂多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事实上，决定经济发展的隐性和内在密码，恰恰在于文化。

[作者简介] 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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